在移动互联时代，教学模式发生的变化非我所能想象。听说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中小学生已经告别纸质媒介，课本、作业都在网络上展示并完成，老师和学生都跟纸、铅笔、钢笔、墨水等等绝缘。千百年来的纸质和笔的霸权衰落了。
我不知道无纸笔时代的“学而时习”会是什么样子的，我这一代人大概只能数说纸笔时代的人生经验。无论学习、工作、生活，纸笔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伴侣。这一习惯仍是在学生时代养成的。千百年的文化经验，总结出一些谚语俗话，如“重复是记忆的窍门”“背诵是记忆的根本”，等等，其中于我最深刻的莫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烂笔头的俗话不知是何时印入脑海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何时开始养成随手记点东西的习惯。但在高中时，一次课堂学习让我大大出彩，却与之相关。
那时的高中虽然实行三年制，却在高一高二时就把功课学习完了，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就是不断地复习教材，以备战高考。我印象中也是到高二时，同学们学习的心态都很倦怠了。我们在课余时常有青春的伤感、百无聊赖的无助、混日子的悲哀，有几个同学议论说，这是青春的浪费啊，真恨不得立刻高考，早点给一个结果，早死早托生。在那种应试学习的日子里，人真的成了某种工具、机器。
有一天上语文课，是有学问也有个性的宫老师给我们上课，我们都照常应付；但那一堂课上，鬼使神差，我居然一再地拿出笔来记宫老师的话，大概也是宫老师在温习教材时仍说出了新鲜的话。宫老师曾经指导我们文学小组的活动，给我们讲鲁迅的小说，一个短篇小说，他一直笑着读鲁迅的小说，逐字逐句读来，偶尔插一两句自己的讲解，极为生动。那一天，宫老师给我们上课，却没能一直带着他的笑容。他生气了，停下讲解，大声说，你们都很尊贵吗，就余世存的手贱吗，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在记笔记，你们就那么聪明吗……
我当时懞了。我也没敢左右顾盼同学们的反应，只是低着头。然后就听宫老师说，再好的记性也比不上烂笔头，你们勤快一点，总是对自己好吧。这点功夫都不下，怎么能指望学习好……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似乎忘记了。同学们似乎也照常学习，跟我的关系也照常。我敢说当时的我只是一时兴起，没想到被宫老师发现并“点赞”。对记笔记后来一直知道其重要性，却也没有在这方面下力，我的记事都是随兴、点到为止。上了大学，我也没有认真地记过东西，抄过东西。到大三大四时，见同学有整本整本地抄录《道德经》、抄录北岛、穆旦的诗，我才想到自己虽然得到宫老师的表扬，却对记笔记是没有经验的；宫老师实在应该告诉我们或训练我们如何记笔记的。
当然，尽管在记笔记方面没有优秀者做得好，但我还是受益于烂笔头。大学毕业后，我有几年时间跟前辈学者舒芜先生等人来往较多，舒芜先生就给我看过他满满几抽屉的卡片，他的藏书不多，他说读了书抄成卡片，书就可以送人，不用保存了。他说钱钟书等人也是如此，家里的书并不多，但读书笔记却是惊人的。我读柳鸣九等学者的文章，同样知道了做读书笔记、做读书卡片的重要，这让我明白做学问就是要从烂笔头一类的笨功夫做起。我后来的《非常道》就是得自抄卡片的功夫。
有一年我到日本参观，由于考察团里一朋友的建议，日方安排我们看了几个城市的名胜古迹。有年轻团员抱怨，半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泡在日本的寺庙里。但我跟团参观的一个发现居然是，在日本寺庙等名胜古迹里，除了我们这些零星的外来人，大部分参观者是中小学生；跟我们这些游客不一样的是，那些日本的中小学生几乎每人都带着纸和笔，见到碑文、对联，他们二话不说就抄下来。我后来在国内观察，我们这里的学生游客没几个人抄录自家的古迹。
我这些年来的写作得益于读书笔记，无论是专题写作还是文章，都是在掌握大量材料之后才有把握动笔。抄书、做笔记，“天下文章一大抄”，摘抄的功夫要到家才行。《先知中国》、《立人三部曲》等书都可以见证我的笔记或抄书功夫。为写《老子传》、《大时间》，我也先后抄过多遍《道德经》和《易经》。这些笨功夫既是挑战，也是成就。我记得写博客、写微博时都曾经以记笔记的毅力用心对待，写博客时有几个月的时间几乎做到了一天一篇博文，写微博时有三年时间几乎每天写两条原创微博（后来由黄秀丽辑成《人间世》一书）。最近的例子，就是在微信公号上写了一年的周记，每周末记下自己生活中和社会上的事件。
当然，最为遗憾的，因为生活的动荡、颠沛，我很早放弃了写日记的习惯。曾经仗着记忆力好，对生活不够庄敬，人到中年，生活也开始怠慢我了。十年前二十年前发生的很多事已经回忆不起来，其中有些事不仅对自己重要，对别人也相当重要。记得当年在《战略与管理》做编辑时，何清涟来编辑部座谈，她有感于这个编辑部的特殊价值，一再劝告我们：你们要写日记，十年下来，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当代思想史的一个侧面。遗憾的是，我和编辑部的同仁同意她的看法，却没有人落实。以至于我今天回忆编辑部的“峥嵘岁月”已经多是空白。
我有几年经常做一个试验，跟学者聊天时会问一个问题，是否记日记了。王康、雷颐、梁晓燕、周孝正……等等一长串名单，都记着日记。周孝正先生甚至从一出生起就有父母替其记日记，自50年代到现在，他的日记有一个特点是记当时的物价。单位发了几斤鸡蛋，他会到市场上问一下多少钱一斤，在日记里记下来；到外面理发，洗剪吹要多少钱，在日记里记下来……几十年的变迁都在日记里。这让我大为叹服，我甚至一再找原因，良好的家教和学校教育是让这些学者有好习惯的主要原因。
我一度跟张显扬先生交往，他是大才子，年轻时就挑战过江青等权贵，他的名言：“启蒙运动是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回声。凡是存在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地方，就需要并且迟早会发生启蒙运动。反过来说，凡是需要启蒙运动的地方，一定存在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但晚年的显扬先生非常遗憾这一生没有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他聊天回忆的一个常见动作是，右手抬起敲敲自己的脑袋，似乎要把脑海里记忆唤醒。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世存啊，我们是穷人家的孩子，不像世家子有良好的训练和习惯。没有记日记，对我损失太大了。很多事都回忆不起来了。”不过，张先生并不气馁，他知道了就去做，在他临去世前一两年，他坚持记下每天的交往和读书生活。他曾告诉我，一个月下来就有不少积累。我的微博是这样记录的：“曾经跟张显扬先生聊天。他感叹，跟那些家境好一些的学者相比，他这样穷人家的孩子确实有一些治学上的不足；他年轻时并不知道经历可以成为做学问的材料，自己参与了历史时刻，现在想回忆都苦无细节。好在他知道这一点并不晚，他在晚年的生活，就是阅读、交流并记录。他说，居然一年就能记下十几万字。”他去世后我为他写的挽联是，“置身于一穷二白录日知而得真理，独行如九儒十丐击蒙昧开启新生。”
我国文化向来以重视历史自豪，但实际上，我们的历史有太多的空白，跟日本人、欧美人相比，我们数典忘祖、拉黑过去、忘记过去的情形非常严重。我曾经招过一个“整理自我”的游学班，报考的几十人中，大部分对自家的历史都不清楚，对父母的生日、祖父外祖父的名字都有不清楚的。我还观察到，我们几代人中，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名门，在倾心交流时，常有人感慨，他这一生的经历要是写下来，会是一部世界名著。但真要请他回忆时，他又语焉不详、大而化之了。这些年口述历史盛行，但无论是名人的历史还是普通人的历史，还少有成为政治经济史、社会风俗史的材料。由此可见，烂笔头不再，用大家的俗话说，我们的记忆多“被狗吃了”；用黑格尔有些恶毒刻薄的话说，我们什么也没有错过，我们什么也没有记住。
前不久读北大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先生的《北大岁月》，他在大学日记里记有跟老师向达先生的交往，其中两则让我们重温前辈学人治学的态度。
其一：“向达先生借我以真人元开撰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手抄本，此本是觉明先生据毕大正藏《大日本佛教全书》抄出，并另依六本校定。全文虽不多，但抄本全用蝇头小楷仔细校写，工正整齐，一毫不苟，写错处皆用纸挖补改正，故全书无一墨痕。先生之精细用功，令人惊羡，益深自愧后生小子之气浮心粗，不足以言治学也。”
其二：“赴觉明先生处，向先生示以关于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参考书目，有五六张纸之多，这还只限于原材料方面，看后令人咂舌不已。先生又从其笔记中取出一张详细书目，尽列明末清初刻本之宗教书籍约数十百种，何其浩瀚！先生还拿出一些他在巴黎抄的手抄本，全是依照原书格式依样画葫芦抄成的，无丝毫走样或偷工减料，摘抄之处，字迹写得很工整美观。他做学问如此耐心、踏实、彻底，实在令人叹服。这在教授中并不多见，在同学中更是绝无其人。看到他如此做学问的认真精神，自己益深感到惭愧、惶恐，受到很大激励，更由此知道学术之伟大与尊严。临走，借得手抄巴黎藏本书十三种，计有：《六书实义》温古子述、《重刊二十五言》利玛窦、《西国记法》利玛窦诠著，朱鼎瀚参定、《开天宝钥》清陈薰、《交友论》利玛窦、《斐录答汇》卷上、下，高一志译授，东莱毕拱辰删润、《樊绍祚奏》、《原本论》刘凝、《五十言余》艾思及、《再与颜大老师书等文诗书辩错解》闽漳严谟定猷、《易原订余附》严谟、《鲰言》清严谟保录。又笔记抄本郭保录《太平万年书》等一册。先生所撰之《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初稿原本一册。得到这么一大堆珍贵书籍，真令人喜出望外。”
读别人治学治身治心治世的庄严认真，不免汗颜。我愿意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对培养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这其中，随手记史记事的习惯尤其重要。烂笔头在个人生活史和文明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生活和文明的介质日益转移到移动互联网上来，在结绳之后，在纸笔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记录的手段和习惯，我不知道。或许这正是今天教育的一大关键。在当代教育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是否还是应该求助于烂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