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首批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原主任

校长是学校教育的践行者。糊涂的校长办糊涂的教育，自觉的校长办自觉的教育。所谓“自觉”，包括了校长对文化的自觉、对教育的自觉，还有他对自身使命和责任的自觉。我非常欣赏这样一个观点：校长首先要搞清楚“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以及“教育的使命在哪里”等问题。只有明白了这些，校长才能更加明确自己工作的价值、意义和目标。

当今社会，功利熙熙，人心纷纷，教育也万象丛生，出现了“正教育”与“反教育”、“真教育”与“假教育”。校长要回答“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以及“教育的使命在哪里”，就首先要分清楚“正教育”与“反教育”、“真教育”与“假教育”。

反教育是认分不认人的教育，是揠苗助长的教育，是无视学生兴趣和人格的教育。说到底，反教育就是不把人当作人的教育，从根本上违反了教育的本质。

正教育是什么？首先是为了孩子成长的教育，它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现在很多教育者用眼前之计代替百年大计，用膏粱之谋遮蔽生命之树，急功近利，使得本来应该雍容大度的教育变得非常短视、非常浮躁。我们呼吁正教育，就是因为它把人的成全作为教育至上的追求。

石家庄44中是一所城乡接合部的初中，学生来自农村，有的学生还不会洗澡、不会刷牙。学校校长告诉我，他认为学校的任务就是让他们学会洗澡、学会刷牙，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所学校追求的教育意义，可能不比一所城市中学把学生送进清华、北大的价值小。袁贵仁部长谈他的教育梦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非常有道理。我们对任何人都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平、公正的教育，要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有所成长。

其次，正教育是与祖国共命运的教育。现在我们更多地提及关注个人，但千万别忘了教育是国家的事业。“教育既是民生，也是国计。”这句话回答了教育界一个长期的争论，即教育是为个人发展服务还是为国家服务。前者是个人本位，后者是社会本位。有人把这两者看成是对立的，实际是可以统一的。教育既能够促进个人的发展，又能为民族的振兴发展服务。试想，如果教育于 国计无益，国家为什么要给它巨大的投入？义务教育起源于德国。宗教领袖马丁·路德最早提出义务教育的概念。在美国，以霍拉斯·曼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在19世纪30年代推动“公共学校运动”，主张由地方税收支持免费的、普遍的公立学校教育。他们力图通过学校教育进行公共道德教育，克服经济不平等状况，预防和解决社会犯罪问题。1873年，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率先通过《强迫义务教育法》，以后美国各州相继仿效，至1903年美国所有的州都有大同小异的“强迫义务教育”法律法规。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义务教育卓有成效，享受义务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学龄儿童不接受义务教育，政府将追究父母的责任。过去，大家以为美国推行义务教育是资本主义为了培养合格的劳动者。但仔细研究这段历史后，我们就会明白，他们推行义务教育考虑的是，如果这些孩子不接受教育的话容易犯罪，不花钱办学校，就只能花钱办监狱。美国办义务教育，最初就是从国家社会的大局利益考虑的。

最后，正教育是回归生活的教育。现在学校教育内容太多，选择性太少，脱离了生活。我们说，教育没有小事。因为它事关每个家庭、每个学生，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但同时，教育工作者也体会到教育其实并没有大事，教育就是今天这堂课明天那堂课，今天这个活动明天那个活动，就是学生的一张画、一首歌……这些点点滴滴组成了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抓好 每件小事，学校不会出现大事，就能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大师，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不就是从这样的学校里走出来的吗？现在，很多校长喜欢把学校的功能夸大到无限，其实没有那么伟大。如果我们要把它做到伟大，一定要关注平凡，从小事做起。

假的教育就是以教育之名博名利之实的教育。名义上爱学生，实际上爱自己，把学生的成绩当作捞取名利的工具。而真教育是一切为了学生的教育，它拒绝把教育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它把学生的成长而不是学生的成果当作学校成功的标志，“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这才是教育的本真所在。

追求并践行“正教育”和“真教育”的校长就具备了成为卓越校长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需要养成与之匹配的领导力。我认为，卓越校长的领导力大概有五个方面：一是价值的选择力。我领导的学校教育是注重人文还是注重科技，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个人，是关注生活还是关注学科，都是价值选择的问题。二是教育目标的决策力。校长必须确定学校的培养目标，这是你这所学校 能办成与别人不同的根本所在。三是课程的创造力。四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推动力。五是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推动学校发展的调整力。 在我看来，对校长最重要的是价值选择力，它是校长所能具备的最卓越的品质。有了价值选择力的校长，他对教育有自觉的、明确的判断，知晓教育应该追求什么，明晰学校要办成什么样。

同时，卓越的校长一定是智慧和人格相统一的。如何实现两者的统一，我想到了德国的洪堡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他就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校长。洪堡大学成立于1810年，费希特是当时德国的著名哲学家。洪堡大学创办时就提出了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提出了“寂寞与自由”的原则。这些思想与原则对我们今天的中小学办学也会有很大的启示：

没有学术自由，就不可能出创新的思想。学术自由包含着教学自由，即教师有教的自由，学生有学的自由，由此诞生了选课制、学分制；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教学必须要以研究支撑。我们现在强调科研兴校，对于中小学而言，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一定是去研究教学本身，它和大学着眼于研究新的知识是不一样的；“寂寞与自由”原则强调大学要远离社会，关注人的精神养育。关注 人的精神养育至今仍然是现在大学的指导原则。大学要远离社会？这看来有问题，所以到了19世纪后半叶，被美国人改变了。当时美国提出大学要服务社会。

从人的培养来说，精神养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我们过多强调理性，而忽视了人自身。一次到北欧，导游问我，你知道我们这里谁最有钱？我说，应该是瑞典人。他说，不对，是中国人。紧接着，他又说道：“中国人穷得只有钱了。”我们的 步子走得太快了，以至于我们的灵魂跟不上我们的脚步，现在有必要放慢脚步，想想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什么、经济的发展是为了什么、教育的发展又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把学生送进名校？这是用工具的目标代替了人真正发展的目标。现在不少学校强调博雅教育，什么是博雅教育？仔细去查，其原始定义是什么都会一点，在某件事上多懂一点，这就是博雅教育。所以基础教育要重视博雅教育，让学生各方面都懂一点。但如果只有博雅教育，中国的经济不会发展，因此我们不能没有博雅教育，也不能只有博雅教育。可以不叫博雅教育，但要有博雅教育的思想和精神。

要培养学生美好人性，一定要把握一个关系，即学习的愉悦是人生愉悦的重要组成部分，童年的愉悦是人生愉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孩子带着笑脸走进学校，学生在学校中要能放飞他们的心灵。我认为，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此。我们的孩子心灵是沉重的，脸上是苦恼的。许多人以为，愉悦的每天和成功的每天是对立的，于是成年人害怕学生贪玩。但是，孩子贪玩并不可怕，贪玩是孩子的天性，可怕的是让学习变成可怕的事。教育的智慧，就在于把学习变成好玩的东西。这要求我们去研究教育，研究孩子。研究孩子，不是研究他们的身高、体重，而是去研究他们的心灵。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个孩子都是孤本，都是独特的”，“每个孩子都是顽皮的，没有顽皮的孩子学校是否太寂寞了？教育还有什么意义？”他说：“我爱顽皮的孩子一千倍于听话的孩子”，“没有顽皮的孩子，作为教师的我们还有多少教育的激情和教育的乐趣？”这就是作为卓越校长的独特的智慧啊，而从这智慧中，又生成了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

卓越校长的追求，最终体现在“培养什么人”上。我认为，未来人才培养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融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好，2013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罢，都强调教育的国际化。但我们不能忘记，在让学生有国际视野时，还要让他们爱家乡，爱土地，爱祖国。国际化不能把孩子送出国后，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根”。二是精英素质与平民意识的结合。一些优质学校提出要培养各行各业的领袖人才，这很好。但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要有平民意识，要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能为老百姓服务，否则这样的“精英”可能是“坑爹”的、飞扬跋扈的，他们最终也会被社会所抛弃。三是科技能力与人文素养的统一。没有科技的进步，就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产业的提升和转型，但我们培养的人才还需要有人文素养，有人文关怀，懂得人，始终从人性出发，从而以高质量的人文素养把握科技发展的方向。唯有此，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地球才能是可持续发展的。四是身体发展与心理健康的和谐。一份调查显示，在我国 中学超过48%的教师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这对学生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扭曲的教育会导致学生形成扭曲的人格，给他以扭曲的人生，因此关注心理健康将是学校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中小学生每天要锻炼一小时，《教育规划纲要》是一个很宏观的文件，却把这么细小的一个点写进去，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值得校长反思。五是鲜明个性和团队意识的协作。 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每个人都应该有个性，但同时也应懂得如何和别人合作。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文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该计划的亮点即为“协同创新”，这说明政府也看到了合作在现 代社会的重要性。

应该说，成为卓越校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再普通的校长，也可以拥有卓越校长的追求，去追逐他们的追逐，去梦想他们的梦想。在奔走中，在追逐中，你也许就不知不觉地实现了从普通到卓越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