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的爆发，再次明白无误的警示人类已置身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防控不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孤军奋战，而需要全社会全方位的参与协同。《科学传播人》公众号从本期开始，将聚焦此次疫情防控的社会动态及其反映出来的问题，从科学传播、健康传播、风险传播等多种视角，观察和反思疫情之下的社会百态。我们将通过系列原创观察和评论，向奋战在病毒防控第一线的人们致敬，与大家共度时艰，并分享我们作为科学传播人在非常时期的思考和建议。
1 问题提出：疫情中“非理性行为”的纠偏
最近，网上流行一个段子：
“初一抢口罩；初二抢米；初三抢酒精；初四抢护目镜；初五抢紫外线灯；初六抢手套；初七抢双黄连口服液；这个年太刺激了”。
从这个略带揶揄意味的段子中，可直观地感受到在疫情蔓延期一些社区公众的恐慌情绪和防疫上的非理性。
连日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所致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病例的激增（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20年2月2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205例），目前尚未有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和疫苗，社区封闭力度进一步加大，公众减少外出、在居家隔离状态下，高密度疫情信息的传播和接收，致其心理愈发脆弱。一些公众频繁或持续“刷屏”，浅层碎片化的浏览越频繁、持续时间越长，带来的往往是心理上的更多焦虑，影响行动的理性。而理性行动和科学知识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郦全民的研究发现：“在设定目标和达到目标的过程中，运用科学知识比运用常识将更为成功”。[1]换言之，增加对科学和健康知识的了解和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行动的理性。
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构建科学家或科研人员、媒体与社区居民的在线沟通渠道，增进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帮助大众树立理性的判断能力，来“纠偏疫情中的非理性行为、疏导公众恐慌情绪”，使之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疫情，冷静判断接触到的各类传播信息，成为当下疫情蔓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2 案例聚焦：“抢购双黄连”背后的原因
关于非理性和群体恐慌情绪，近日的“抢购双黄连”风波是相对更典型的案例。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若干年前SARS期间的抢“板蓝根”、福岛核泄漏时的抢盐事件，这类风波或闹剧为何一再上演？
笔者分析，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跟部分公众对不确定的恐惧与风险信息接受过度的相互作用有关。二是跟我国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的“社会土壤”培育不足有关。
仅就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双黄连”遭抢购一事为例，具体分析如下：
前一点原因，新冠肺炎目前确诊和死亡数字还在攀升，“疫情何时结束”尚不确定、风险难以预知，由此造成的恐惧心理驱动人们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当信息没有减少不确定性时，人们内心更加紧绷和恐慌，急切希望能够有“好消息”出现。在这种氛围下，一旦有信息给人们带来希望时，就有可能引发较大波动。而“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这条消息恰好击中了公众“紧绷着的那根弦”，让处在长期压抑下的人们找到一个情绪出口。
后一点原因是一个相对长期、更深层次的原因。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我国科普事业不断发展，公众的科学素养取得长足进步（根据中国科协的调查数据：2018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8.47%），但与我国居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匹配，科学精神的“社会土壤”需要进一步厚培夯实。
3 对策建议：理性防疫、协同应对
当下疫情的爆发，在居家隔离的状态下，社区成为公众最主要的分布空间，这为社区科普、健康传播、科学传播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此现实条件约束下，基于社区的健康传播、科学传播应更多基于媒体和网络，需要协同科学家、媒体、社区、公众等多方力量。
建议主流媒体：发挥信息平台作用，增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对接。通过音频、视频、文章等多种媒介形式与社区建立匹配。
同时，社区工作者可在社区微信群等社区媒介动员居民收听观看。由此，把居家隔离状态下的各种闲置资源调动起来，从而发挥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者对疏导居民恐慌情绪、进行心理健康建设、增进居民科学理性的重要作用。杰弗里·埃文斯和约翰·杜兰特（Geoffrey Evans & John Durant）的研究表明：对科学的理解会对人们的看法产生某些变化。[2]如果公众具备对“双黄连”的基本了解及普通感冒和新冠肺炎的区别的科学认知，至少会减少盲目抢购的非理性现象。
建议社区居民：在信息混杂、真假难辨的情况下，多订阅关注官方媒体账号和辟谣平台，减少关注非正规渠道的媒体账号，将“信息噪音”尽可能降低。同时，精选信息接收的媒体账号，在消费疫情相关信息时，静下心来，多做理性思考。只有树立科学理性意识、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筑起强大的心理防线，才能从容应对疫情变化，让我们共同努力，最终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参考文献：
[1]郦全民，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06期，
10-15.
[2]Geoffrey Evans, John Dura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i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995,(4):57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