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

　　陈平原

　　提及如何追赶世界一流大学，领导都会说：中文系没问题，因为，研究中国语言与文学，外国学者哪能跟我们比？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站出来申辩——国外学者确实有比我们做得好的，并不一定“中国人”最了解“中国”。说到底，中文系办得“好”与“坏”，对整个大学来说，不是十分要紧；当领导的，往往更愿意将有限的经费挹注到更抢眼、更有实用价值、“投入/产出比更大”的专业领域。这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只是因最近十多年情势变化而显得格外刺眼。作为一名中文系教授，我明显感觉到大学里非专业的“中国文辞”，正大踏步地后退，颇有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趋势。

　　之所以使用古雅的“中国文辞”，而不是时尚的“母语教育”，除了希望兼及“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学”，更因其典出百年前的一场教育改革。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据张自述：“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参酌变通”的结果，便是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在张之洞等人看来，以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固然很不应该；如今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便应反过来力保“中国文辞”的存在价值。“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而“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故《学务纲要》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此处之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认同张之洞等“杞人之忧”的，可谓代不乏人；正因此，才有民国年间逐渐演变成型的“大一国文”。新中国成立后，此课程位置尴尬，开始扭曲变形；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追摹苏联体制，走的是专业化道路，绝大部分院校不再开设此类课程。文革结束后，在苏步青、匡亚明、徐中玉等人的倡导与努力下，“大一国文”于1980年恢复开设，更名为“大学语文”。二十年间，也曾风生水起，轰轰烈烈。可是，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明显向新兴学科及实用学科倾斜，“大而无当”的“母语教育”，于是命若游丝，随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不管叫“大一国文”、“大学语文”，还是叫“文选及习作”、“阅读与写作”，课程名称及教学内容可以变通，唯一不能模糊的是：是否有必要为所有中国大学生开设讲授“中国文辞”、专注“母语教育”的基础性课程。

　　提这么沉重的话题，那是因为，跟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的母语是汉语；而如今汉语的“神圣性”与“纯洁性”正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你在神州大地走走，从大城市到小村镇，只要有标语、通知或告示的地方，就很容易发现错别字，以及半通不通的句子。有朋友对“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愤愤不平，问我，什么时候我们都成了垃圾？应该是替垃圾分类，或分类处理垃圾，才有可能“从我做起”。至于报纸上、电视上那些错字或不通的句子（还不算“不雅”的表达方式），更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开始你还愤怒，还抗争，渐渐地，也就见怪不怪了。可怜这“遍体鳞伤”的汉语，在国外正极力推广，在国内却已不再被人尊重、敬畏、爱惜。

　　语言的使用，首先追求准确，而后才是生动、活泼，有雅致。若学问大了，知识多了，可语句不通，或满纸错别字，就好像浑身名牌服装，可沾满了污秽。

　　我多次引用周作人“国文粗通，常识略具”的自诩——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共同追求，也是后人追慕不已的目标。进入网络时代，检索方便，各种“常识”越来越容易获得；反而是“国文粗通”变得有点“奢侈”了。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原载于《中华读书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