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基础教育的共同关注

　　彼岸/张韫 此岸/沈祖芸

　　春天的旧金山气候宜人，游人如织。4月27日至5月1日，这里成了全美各地教育界精英的聚集地——美国教育研究会（AERA）与国家教育测量协会（NCME）的联合年会在这里的五家酒店、数百间展馆同时展开。

　　一年一度的AERA年会今年已是第96届，与会者超历史纪录逾15000人，5天会期设立2400个专题研讨、250个专业工作坊培训项目，不同形式的发言与分享逾6000人次；博览会上，更有来自世界各地90余个参展商争相展示前沿的教育设备、课程、评估工具、信息化成果等，让人目不暇接。

　　2013年AERA主题确定为“探讨教育公平”，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教育界人士表现出的对中国上海的强烈关注，使得我们开始以比照的方式寻找上海基础教育的优势与差距。今天我们将以“彼岸·此岸”的形式聚焦中美教育共同关注的几个话题。

　　

A共同关注一：课程如何满足师生需求

　　[彼岸]

　　流连在不同出版商的展位前，我们不难发现，美国课程的前沿发展呈现出这样两个特征：一是课程的创造者渐趋多元化，二是课程的内容开始更多关注社会现状与未来畅想。

　　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意识到：课程的创造，不应只是教师与教育研究者闭门造车的狭隘产品，社会各行各业拥有不同经验与技能的个人、机构的参与，才能确保课程的时代性与多元化。另一方面，具有社会责任心的机构与有识之士也热衷于给学生开发课程——因为课程是向广大学生传递理念的最好途径，哪个领域的课程能够更多吸引学生的兴趣，这个行业也将获得更多未来人才的加盟。

　　于是，我们在展会上看到了许多教育行业以外的课程编制者用别具特色的方式演绎课程。

　　SAS（一家著名的统计软件公司）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推出了一套供低龄儿童学习数学的课程，他们的统计软件工程师都是数学迷，深感学校中的数学课程有许多浪费时间的内容，因为“数学老师更关心哪些知识会被考到，而工程师更关心什么知识会被用到”，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学生更愉快地学习数学。

　　像CIA（中央情报局）这种在我们看来非常神秘的组织，也同样会向年轻的学生提供课程，介绍CIA的使命、价值观和工作内容，并通过一系列活动让有兴趣成为情报人员的孩子掌握一些观察、分析的基本技能。

　　课程思维的第二种转变在于，传统课程的所有内容都在试图告诉学生“前人发现了什么”或者向学生描绘“美好的世界应该怎样”。但是在今天，仅仅获得这样的信息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有远见的课程创造者更多思索的是学生在面对未来世界时，哪些能力是有价值的？这也是为什么两位教育外人士——甲骨文教育基金会的特里林以及思科公司的菲尔德提出的“21世纪技能”能够引发一系列课程创造的原因。而像“社会真的是公平的吗？”这样的课程主题，引导高中生直面社会的不公平与不完善。因为这些课程设计者相信，“现实教育”比“理想教育”更能引起人们的反思，“残酷的现状能够把人们拖回现实，能够调整好心态重新出发的人们将成为改变社会的中坚力量。”

　　[此岸]

　　今天的上海中小学校，随着“校长课程领导力”的不断推进，正在形成一批注重学生未来发展的“没有标准答案”的创新课程。这些创新课程的“出生”源于学生，注重体验与实践，关注在体验过程中师生的“获得”，触及学习者的思维过程和潜能发现，同时因为在学习这些课程过程中学生表现的差异而改变了教师的评价方式，因此，完成整个课程的过程是每一个学生拥有完全不同学习经历的过程。

　　其次，这些创新的课程既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校本课程，又几乎会对所有其他学科产生强大的迁移和转化功能。当这些课程成为独立的校本课程时，其受惠面既可以覆盖全体又可以关注拔尖，而并不是像有些技艺类、兴趣类课程仅仅提供给部分群体选择。它们或可以成为一种表现型课程，让学生在课程中充分“展现与暴露”，而这种“展现与暴露”或许很难在传统课堂中看到，藉此用于不同学科的教师更多研究和发现面前的学生，比如市三女中的教育剧场课程就有这样的功能。它们或可以成为一种工具性课程，让学生在课程中认识自身、领悟方法、养成习惯，并以在这种课程中的习得去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比如六一小学的儿童哲学和思维课程等。

　　尽管目前这些课程依然淹没在纷繁多样的校本课程汪洋之中，其独立价值尚未清晰体现，但是今天它们正在显现强大的人本特点，对学生学习课程的过程关注，对课程实施过程中人的发现和研究，对其他课程和教师本身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通过课程可以从学习和理解知识走向创造知识的贡献等，都显露出令人兴奋的端倪。这些课程的创生在不知不觉中表达了上海教师课程观的改变和对课程价值的全新理解。

　　

B共同关注二：培训如何贴近教师实际

　　[彼岸]

　　在快速产生的新信息与新知识面前，教师与学生的差距已不再明显，而在某些领域，学生吸纳知识的速度甚至要远远超越教师。AERA的许多研讨主题都散发出了这样一种信号：“教”与“学”的位置正在重新定位，而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在被重新定义。因此，研究教师学习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研究学生的学习。

　　美国给予普通教师的培训非常注重实用性，因为大部分教师是课程的实施者，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做”。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实务性技巧操作的培训，教师从中掌握日常工作中方方面面的细节，而且每一个操作都有明确的、经过研究验证的标准。

　　比如“第一年菜鸟教师生存指南”，这套培训专门供初入职场的教师进行参考，它非常务实而人性化地将第一年教师的目标定位在“了解自己的职业，克服对教师岗位的恐慌”。培训提供了大量细致的操作指引，诸如第一次与班级学生见面时应该如何做自我介绍，甚至还会提供“如果我长着一张娃娃脸该怎么办”这类困惑的解答，非常贴近新手教师的实际。

　　又如提供给成熟教师的“冠军教师”培训，给出了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使用的49种技巧。培训从学生年龄心理特质入手，分析教师在课堂上不同的行为选择会给学生带来怎样的感受，并结合研究数据与一线实践经验，比较不同策略所获得的不同效果，从而给出指向明确的答案——教师应该选择哪种应对方法最有可能获得理想的课堂效率。

　　此次AERA的会展中还能看到一些针对教育决策者与高级研究者的培训项目，比如“超越上海”。由于上海在2009年的PISA考试中取得了世界第一的成绩，因此上海的基础教育现状也成为了美国教育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他们搜集了大量上海教育政策、课程和教学的资料，提供参与培训者一同研讨、分析。这也体现了美国教育研究者对于国际比较研究的重视。

　　[此岸]

　　以上海市奉贤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为代表推出的针对职业初期教师的指导方案，较为生动地体现出中国学校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解——更多的是要在学校环境中、在实战工作中、在同事的集体帮助下，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道路。在初上讲台的这个阶段中，我们特别关注和强调的是“规范”，只有打下扎实的基础才是日后创造并形成风格的前提。与此同时，中国式教师培养方式也如同单元教学一样，是以“职业初期”为一个发展单元整体考虑和设计“这位教师”在“这所学校”的发展。

　　从一所学校的实践推而广之，我们看到，上海正在推行并取得良好成效的是“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计划，一年多的时间里，每一所基地学校承担着孵化、培养这个区域内新教师的高起点发展任务，同时创造了不同学校不一样的精彩案例，再由全市层面推广。如静教院附校在“职初教师不是一张白纸的入职逻辑”上的探索，广灵路小学通过课程菜单的方式建立适合“这一个教师”的培训计划，建平中学通过教师专业发展学校这一母体以更宽松的沙龙方式让新教师完成自然过渡。所有这些创造应该也是上海为世界教育作出的贡献。

　　

C共同关注三：大数据如何服务教育决策

　　[彼岸]

　　大名鼎鼎的ETS（“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简称，托福、GRE等考试的命题者与组织者）也出现在了AERA的会场。耐人寻味的是，它并不是以权威考试机构的姿态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服务者。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教育机构对于考试、评估的理解：评估的本质目的是一种服务，让每一个学生个体通过评估的数据更了解自己的真实能力，合理预期自己的学业水平，规划自身的学业发展。

　　而类似ETS这样的考试机构，最引以为傲的并不是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学生会参加它的测试与考试，而是它通过编制各类测试题目，在全世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教育经历的人群中实施各类测试，积累十分强大、完善的数据库，进而对数据进行各种维度的处理与分析，提供个人、学校、政府以不同的决策依据。

　　美国在2002年颁布Educational Science Act（《教育科学法案》），规定所有的教育政策都需要由数据实证进行支持，并在同年将教育部直属的教育数据统计中心扩编成美国教育研究院，专门从事全国范围内教育评估与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反馈工作，并将这些结果作为教育部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一系列举措确立了数据实证研究工作在教育改革中的核心地位。

　　2013年是大数据元年，在教育领域，如何运用科学的评估数据服务于教育政策决策以及微观课堂流程的再造，必将是全世界教育前沿研究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此岸]

　　事实上，上海教育工作者对于“大数据”的认识起步并不晚。自从上海基础教育步入转型期提出评价方式的转变之后，上海在基于数据实证方面的改进与探索可以用“跨越式”来形容，而且这些数据实证的研究并非对原有基于经验判断的否定，而是让我们在“两条腿”走路的过程中不断碰撞细化分析，让教学走向精准与科学，这就是我们对“传统数据”解读方式的重新审视。也许我们在传统数据的挖掘解读上较之西方国家起步较晚，但对于“大数据”的扑面而来，我们是与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

　　虽然我们从没有如此科学理性地去思考大数据是什么以及能为我们带来什么的问题，但是上海教育工作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大数据。普陀区武宁路小学自主开发学生选课管理平台，用于学生自主选择课程，自然表达对课程的满意度和喜爱程度，过程性记录学生在学习课程过程中的“所获”，按师生需求的变化动态改进平台的供需问题等。这个原本源于学校发展阶段的问题解决，在今天看来恰好“潜伏”着大数据挖掘与分析的种种可能性。上海的中小学校对于“大数据”并非一张白纸，我们甚至有充满智慧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这个大数据元年，我们不仅需要刷新知识和观念，同样也在贡献和创造。

　　

D共同关注四：教育如何讨学生喜欢

　　[彼岸]

　　AERA会场上，各大出版商展出的学术读物中占最大比例的是研究学生心理特质的图书——教育研究者最为关注的话题，并不是我们该如何教，教什么，而是我们的学生是怎样的一群人。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不同学业基础的学生会有怎样的差异，教育又该如何面对。

　　因此，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书籍来告诉教师应该如何面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如何应对有行为问题的学生？如何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如何让沉默不语的学生学会与人交往……颇有自嘲精神的是，尽管美国教育研究者已经花费了大量精力去观察、分类学生的特质，但他们显然认为做得还远远不够。所以，许多抨击传统学校的书籍受到追捧，如《学生为什么不喜欢学校？》《学校糟透了！》。这些书大多以学生视角来描述学校中种种不符合学生需求的现象，给教师以警醒。

　　美国教育研究者对学生心理特质的重视还体现在对于学生的观察上。在会展上，我们可以看到种类繁多的观察设备，从功能强大的大型设备到精巧便携的小型设备，它们能够帮助教师在各种情境下记录学生的行为以便分析。而通过质性数据统计软件，研究者可以更加便捷地观察、记录、分析学生的行为数据，从而改进课堂教学，让学校更靠近学生。

　　[此岸]

　　“学生为什么不喜欢学校和上学”成了一道世界性难题，无论文化、地域还是发展阶段不同，学生都越来越不喜欢学校。

　　但在上海，我们有值得欣喜的理由。一个原因是，就这个话题我们与世界的关注点一致，这是教育转型中对“人”的关注的必然；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区域与学校正在创造丰富的实践案例，试图形成自己的解决方案，如黄浦区连续三年开展“办学生喜欢的学校”的动态调研和基于结果问题的学校改进，长宁区通过第三方调查机构的力量来审视今天的学校如何才能让学生获得幸福感等。

　　我们还有大量的学校实践在创造方法和形成机制，开始关注与研究“如何让学生喜欢”。所有这些对“喜欢”的研究本身已经开始成为重要的教师培训内容。这对于我们相对传统、相对注重于教学技能或理论层面的培训非常有效。

　　本文作者：张韫，上海思来氏教育测评公司CEO；沈祖芸，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新闻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