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演进，一直存在着权力与道义关系的动态调整，在既有的历史中，大多是权力起主导作用，尤其是早期争霸，几乎看不到道义的影子。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那是一个野蛮征服文明的时代。这也是春秋时期，强调内圣的儒家，远不如争取外王的法家、谋略家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及至西方的启蒙运动，或者大航海把世界变成关联体，各种文化有了一较高下的基础和条件，道义逐渐有了权重，特定情况下甚至产生决定性作用，这也是道义旗号飘扬起来的客观原因。

具有标志意义的苏联解体，使世界深刻认识和感受到，要保证政治和社会制度上的先进性，必须以先进文化为基础，要使文化具有和保持先进性，必须富含道义元素。到这里，道义已经不再是强权的附庸和卑女，而是一种强大精神力量。

或者说，强权每每给人以宏大而又不可撼动之象，然而，就在那么一天的那么一刻，沉寂的灵魂忽然被一种声音唤醒，顷刻之间便生发出摧枯拉朽之力。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前的“四五运动”，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和特征。网络时代正在不断地强化和放大着这种效应。从当下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大事件看，无不印证这一点。

为什么柔性甚至无形的道义具有如此能量？根源于几个方面。

第一，道义蕴含或产生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成为不可消解的力量。道义产生于担当，担当连接人生意义和价值。人活着本身没有意义，是人类将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注入其中，才产生了意义和价值。精神成果中的重要一点是道义感，或担当而来的神圣感。我们深信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这种拯救之力，既可以是某个英雄，就如中国神话中的后羿射日，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亦如耶稣牺牲自己拯救人类，谭嗣同放弃逃生希望，试图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唤醒民众。所有慷慨悲歌之士直扑死亡的内生动力在于此。还可以是社会公共力量，当人类由自然存在走向社会存在，便生发出愈来愈强烈的美好向往，向往生成力量，且无法化解和消除。所以，人类一再发生看似难以承受的灾难，甚至让人怀疑从此走向毁灭，但每每都凤凰涅槃。其间，显然有道义力量而来的自我修复能力。

第二，再貌似强大的权力如果丧失道义，都会暴露出无法弥补的软肋。人类天生就有对强权的恐惧，并且恐惧感多么强烈，生发出来的道义力量就有多大。换言之，没有道义支撑的权力是强权，就如同没有正义的法律是恶法。亦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当正义和法律隔绝以后，人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既然人类对强权和恶法有着天然恐惧，也就是担心弱小的自己随时为其所吞噬，就会选择避免情况发生之策，其一便是借助道义这面旗帜，将人们集结起来，生成足以抗衡强权与恶法的能力。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维看问题，因为滥权者缺少道义感，因而内心深处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重压，导致其无法象义士那样义无返顾。如此，力量也就大打折扣，无法与外显相匹配，更遑论超常发挥。

第三，人类原本就走了一个文明征服野蛮的道路，而文明所以称之为文明，在于内含的道义，即道义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同化力。道义生成于理性，而人类理性度的上升，恰与文明改造野蛮、驯服野蛮同向、同步。具有佐证意义的是罗马征服希腊，结果却为希腊的文明所改造。蒙古铁骑征服南宋，最后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中原文化一直走在这样的道路上，鲜卑族入主中原，到了大同开始同化，到了洛阳同化结束。女真人进中原，熙宗皇帝一再颁布禁令，不允许学习中原文化，结果仍难逃被同化的命运，及至元军进中原，已经把上百万女真人视作汉人，因为已经被同化，只有留在东北的部族，几经迁徙，几经民族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满族共同体，及至满族人进中原，结局仍然被同化。为什么我们既讲“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厦”，又讲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文化？简单地说，政权可以被强力所颠覆，但文化无法被更替，毕竟游牧文化和森林文化远落后于中原的农耕文化，特别是后者由儒家注入大量道义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