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有一位老教授。每到傍晚，在结束一天的教学后，他都会拎着手提包，从连接学校东院和西院的地下通道里经过。对每一个打招呼的同学，他都笑呵呵地予以回应。 他叫梅仁毅。在北外，他和校园里的“晨读女神”雕塑一样，已然成为学校的一种标志。 1960年，梅仁毅研究生毕业。那时的他，深受电影《乡村女教师》的熏陶。电影里，西伯利亚小城的一名女教师在任教50周年时，学生从苏联各个地方赶来祝贺，其中有元帅，有将军，也有院士。这一幕，让梅仁毅十分震撼，“能够成为这样的教师，蛮有滋味”。 毕业后，他如愿留校，成为一名教师。改革开放初期，公派留学大潮掀起，经过层层选拔，梅仁毅成为国内第一批富布赖特学者，于1982年奔赴美国耶鲁大学学习。短短一年，梅仁毅看了250多本书，记了1000多页笔记，复印了几千页的资料。耶鲁大学的教师开玩笑：“梅，你快把我们的书都印完了。”留学归国时，中国耶鲁学会摆宴为梅仁毅送行。有人问他对美国印象最好的是什么，梅仁毅回答说：“图书馆。” 回国时，他不仅带回了8000美元的旅行支票，行李里还多了30多箱书。这些关于美国外交的书，是梅仁毅在纽约旧书店，一个个书架搜过去，一本本淘来的。它们成为北外图书馆甚至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第一批原版外文资料。 留学回国后，梅仁毅一直致力于在语言院校进行法律、经济与外语复合性人才培养。 复合型人才培养，是当前国内教育的热词之一。然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遭受很多抵制。有些学者一辈子研究文学与语言学，到四五十岁时让他去学别的，很困难，也不愿意。 然而，从学科的发展来讲，必须破除这个“茧”。梅仁毅认为，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如果没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储备，很难融入国际社会并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 梅仁毅主动将研究领域转向国际关系。他亲自把美国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带到国际会议上去，并在国际辩论上利用语言与专业双重优势，一下子打响了语言类院校国际关系研究的招牌。从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认识到，如果不想落后，必须将国际关系研究与语言结合起来。 正是因为这种前瞻性，以梅仁毅为代表的国内先驱者率先在语言院校推动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商学院、法学院甚至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等非语言院系，为新世纪以来的外交部、商务部和新华社等培养了一大批复合型人才。 不久前，梅仁毅获评美中教育基金美国研究终身荣誉奖。 在给梅仁毅授奖的颁奖词中，美中教育基金会主席张之香说：“这个奖项颁给梅教授，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我最早和梅教授在1988年相识于北京大学。他一生致力于推进中国的美国研究，并且热心于促进中美之间学术、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他的贡献和影响有目共睹。梅教授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领袖，更是一个好老师和一个值得敬佩的人。” 其实，在国别研究之外，梅仁毅亦有很多英文语言著作，在语言学界有极高的声誉与造诣。因此，经常有人在介绍梅仁毅时，称其为“大师”。 对此，梅仁毅总是委婉地予以回绝：“请不要叫我大师，我只是个老师而已。” 在梅仁毅看来，“大师”不只是某一方面有贡献，而是要博古今，通中外。他说，自己还差着很远的距离。 与学生交流，是已愈八旬高龄的梅仁毅自认为保持年轻的秘密。 梅仁毅乐于主动构建师生间的融洽关系。在他眼中，学生就是自己的亲人，没必要在学生面前摆架子，更没必要让师生关系对立。梅仁毅的门下，有学生已经成为美国著名学者，他们只要来到北京，一定会第一时间致电或者拜访梅仁毅，对梅仁毅来说，这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作为教师，梅仁毅最愿意看到的是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奋斗在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上。 “学生里值得我骄傲的有两类，一类是像傅莹、杨澜等比较有名声的，主要集中于政界和商界等；另一类是到边远地区工作贡献青春的学生，他们体现了北外的精神，即到基层去、到边远地区去、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虽然他们没有很大的名气，但他们这一生的奉献同样让我觉得自豪。”梅仁毅反复强调。 走在校园里，经常有不认识的同学向他问候：“梅老师好！” 每每此时，梅仁毅就找到了《乡村女教师》主角的感觉。(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黄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