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高语阳

4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一段时间内，以往“曝光率”不高的供销合作系统成了反腐重地。

观海解局注意到，2019年以来，已经有北京、内蒙古、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省级供销合作社领导班子成员先后落马。其中不乏前后两任“一把手”落马，以及一个领导班子“一正两副”均落马的情况。

供销合作社为什么会成为腐败高发地？供销合作社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查处有什么障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发文作出了回答。

安排女儿深夜“接头”收受1000万元现金

在《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一文中，以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高守良为例做了解读。

2018年8月，高守良因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2019年3月，高守良被双开。

1961年出生的高守良年少得志，从北京西郊粮库的普通职工做起，他一路升迁，曾担任北京西郊粮库党委书记、总经理，北京市粮食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局长等。1993年，年仅32岁的高守良成为副局级领导。2013年，高守良出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高守良作风霸道，自认为“一把手就应该有点霸气”，还经常说“我说的话，你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对金钱的欲望也十分强烈，曾说“挣几百万要担风险，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那就挣个几千万吧”。

201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高守良安排大女儿在北京航天桥一个公交站旁边等候。随后，一辆车停在面前，两男子从车上走下来，与高守良大女儿核对身份后，把3个行李箱交给她。三个行李箱中，是1000万元现金。

这次交易由高守良一手安排，而这1000万元只是他从一个房地产项目中获利的一小部分，该项目是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和北京某公司共同开发。此后，他又要求合作公司负责人将3000万元转账到自己控制的公司。

此外，高守良曾“以一己之力”在一个项目中让北京市供销总社4.6亿多元无法收回。当时，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以期权投资的名义累计借给一公司5000万元，该公司连年亏损，连利息都无法支付。但就因为该公司负责人向高守良提供了一份500万元股权承诺函，高守良不顾反对继续向该公司追加投资1亿多，由市供销合作总社投资管理中心为该公司非公开发行4亿元私募债券出具担保函，并签订担保协议。

高守良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的这些年，总社负债率增长了9倍。截至2018年底，负债金额已达182.76亿元。

多地省级领导班子多人落马

《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文章指出，高守良本人台上讲党课、倡反腐，台下大肆索贿受贿。同时，其他班子成员为个人私利，不履行党组织赋予的职能和工作职责，对高守良公然违规的行为既不旗帜鲜明反对，也不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有的甚至还刻意迎合。

而且，北京市供销合作系统多名领导班子成员超标准乘坐飞机头等舱、公车私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及下属企业超标准配备公车19辆，下属两家企业领导人员办公面积超标。

这些情况表明，一些问题具有“群体性”。

事实上，2019年以来落马的供销社干部中，“群体性”落马的情况多有发生。

例如，安徽省供销合作社“一正两副”领导均落马。2019年4月，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钱斌落马。同年9月14日，时任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唐庆明落马。一个多月后，10月25日，时任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崔继华落马。

资料图

再有，四川省供销合作社两任“一把手”前后3天被双开。2019年1月23日，四川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主任刘国成被双开。刘国成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工作近30年。2016年11月，刘国成卸任“一把手”职务，由时任雅安市委副书记青理东接手。2019年1月25日，青理东被双开。在这之后，2019年8月，四川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总会计师郭云落马。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刘金水于2019年1月27日被双开。在这之前，同年1月11日，蒙古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兼内蒙古农牧业生产资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利民被双开。

省级供销合作社今年还有1人被双开，是湖北省供销合作社总社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费仁平。1月3日，费仁平被双开，通报中说他“在建设项目招标过程中，与投标人相互串通”。

腐败现象与其集体所有制相关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供销社系统并不属于太“炙手可热”的单位，在新闻报道中“曝光率”不算高，但为什么在这次反腐过程中走到了台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回应称，腐败现象或与其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制衡失灵不无关联。

供销合作社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性质决定了其资产系集体所有而非国有。在一些地方，当地国资委对其没有资金监管的法定职责，仅负责其党的关系和领导干部管理，缺乏上级监督。

在监督严重缺位方面。上述文章举例说，如某地供销合作社纪委，党的十八大以来收到97件举报线索，初核数和立案数却均为零。

再例如，文章提到，浙江省宁波市供销合作社原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蒋旭灿收受的810万元中，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占比超过一半。这暴露出供销合作社在重大项目决策等权力运行上缺乏有效的制约，接受的监督也存在“盲区”，制度上存在“漏洞”。

另外一个问题，供销合作系统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查处有什么难度？

宁波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认为，一是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二是改制中出现问题较多，因供销合作社组织性质、职能职权多次调整，相关主体存续、改制、注销、合并等情况各不一样，一些环节的权力运行、管理监督不规范不严格；三是涉及利益重大且关系复杂，供销系统资产量大面广，下属企业、关联合作企业较多。

观海解局注意到，今年1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明确，坚决查处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等领域的腐败，这对于供销系统的腐败现象也是一种“抄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