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
大会口头发言制度，可以追溯到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在《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日记》一书中提到，（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宋庆龄等人依次发言。“竺可祯（桢）日记记下了每个人发言的准确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宋庆龄12分，何香凝15分，高岗18分，陈毅5分，黄炎培11分，李立三16分，赛福鼎连翻译16分，张澜11分，程潜9分，华侨代表84岁老人司徒美堂连翻译13分。 ”
书中还引用了宋云彬在日记中对发言者的评头论足：“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松（生）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宋庆龄讲话时，正雷雨大作，电灯忽灭，幸不久就亮。”
在“文革”那段特殊时期，政协大会发言制度中断。直到1983年，邓颖超倡导恢复了这一民主形式，当年有9位委员在会上口头发言。之后，口头发言人数逐年增多，申请人数也是“水涨船高”。
1998年，口头发言的机会有30多个，申请人数达到了460多人。
2006年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收到的发言稿878份，近十年来数量最多。2012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发言者最多，三场全体会议48名委员登上“最高讲坛”。2013年两场全体会议安排了32位委员口头发言，但收到的发言稿有629份。
2014年收到的发言稿有303件，48位委员登台口头发言。
哪些委员可以口头发言
报名的很多，能够口头发言的很少，如何让发言权分配得更合理，哪些委员才可以口头发言呢？
1999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政协副主席陈俊生提出三项要求：第一，政协的大会发言是重要的民主形式，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加强，以保证高质量、高水平；第二，选择大会口头发言材料，要考虑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更要讲究水平的高低；第三，大会发言要提早做准备，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力求言之有物。
当年，全国政协专门制定了《大会口头发言入选办法》，发言权分配原则由此确定：“质量第一、统筹兼顾、党派优先”。
后经数次修订，发言权分配原则始终未变。
根据该原则，每年政协全会期间，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要有一位代表发言，然后再兼顾界别等因素；“自愿报名，不指定、不照顾，同等情况下优先安排未发言的委员”。
在2009年，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九次秘书长会议通过了《大会发言工作规则》，并于2014年7月完成了修订。
其中对大会口头发言给出了具体的要求：（一）每次全体会议期间，安排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全国工商联作一次大会口头发言；(二) 根据各团体、界别和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发言材料的内容和会议的总体情况，决定是否安排其作大会口头发言；(三)党派、团体和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申请作大会发言时，应同时提出大会发言宣读人。
口头发言需要“过三关”
在全国政协的网站上，有专门的“大会发言提交”入口，新文化记者点击进入发现，这个入口需要输入委员的姓名、委员证号和密码等进行验证。
据提交过大会发言的一些委员介绍，按照要求输入之后，会进入委员办公平台，然后可以创建发言提交页面，编辑、提交之后，会显示提交成功的字样。
据全国政协发言组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大会发言组在接到大会发言稿后，首先确定阅稿责任人，提出阅稿意见，说明推荐理由，必要时，还要征求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然后由大会发言组组长会议初步确定发言人选，报会议秘书处或秘书长办公会议审议。最后会议秘书处或秘书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确定发言的单位和个人。
“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三级阅稿基础上，由会议秘书处或秘书长办公会议集体决定。”该工作人员对新文化记者说。
同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委员个人的大会口头发言，采取自愿报名、质量第一，不指定，不照顾，在同等情况下，优先安排未作过大会口头发言的委员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