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服务，如何管好 ——全国部分省份中小学课后服务观察（下）

湖南长沙清水塘北辰小学学生总数3000多人，参与课后服务人数超过1000人。在浙江金华，2020年秋季学期从校外辅导机构“回流”学生占参与全市托管服务学生的34.8%。这些数字和成绩的背后，教育部门付出了什么？相比社会机构，学校的管理如何切入与展开？

需求差异如何满足？

课后服务是一项公益改革，家长的需求差异化较大。

2月27日—28日，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特别推出了关于课后服务的网络调查，一共有3641人参与投票。其中，在回答“您的孩子对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是否有需求”时，65%的网友选择“有”，30%选择“没有”，其余为不清楚。

在认为有需求的家长中，他们对于“三点半”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家长希望学校提供“一对一”的课业辅导，有家长希望学校课后服务以发展学生兴趣特长为主……

面对丰富的个性化需求，学校普遍感觉压力较大。记者发现，除了难以满足家长的多元需求之外，学校还需要解决来自内部的一些管理难题。

比如，学校日常教学与课后服务的时间冲突问题。再比如，教师也是父母，也有接送孩子的现实需求。如果他们因此无法参与课后服务，也在情理之中。

更重要的是，不同课后服务项目，其师资、场地、器材、管理等都有不同要求。以长沙市清水塘北辰小学为例，该校2019年秋季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人数超过1000人。如果全部安排户外活动，对占地面积31亩、建有3栋教学楼的小学来说，生均活动面积显然不够用。

这种情况在一线城市更为明显。大中城市人均占用资源相对紧张，家长需求更加多样，矛盾可能更为突出。一所地处北京老城区的中学校长就诉苦：“我们的教室都已经‘入天入地’了，目前也只能保证正常课程使用。”

以上难题，上海有，南京、广州、宁波……也有。

管理难题如何破解？

硬骨头确实难啃。但面对家长和教师的呼声，教育部门和公办学校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坚决啃下这块硬骨头。

2017年3月教育部专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就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把课后服务工作纳入中小学校考评体系，加强督导检查，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积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模式。

对于课后服务而言，管理上的细节尤为重要。

为了给课后服务腾挪出活动场地，清水塘北辰小学给出了精细安排、分级管理的策略。“我们专门规划了16块区域，兼顾常规体育课、课后服务和社团训练。”该校党支部书记梁寒介绍，“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兵”，由于所有教室都是滚动使用，课与课之间无缝对接。

在“腾转挪移”好户外课程的场地之外，还需“见缝插针”地安排好室内课程场地。同时，有序衔接错峰放学，每到下午三点半，学生便开始分四批次离校，一直要持续到下午六点。

“腾转挪移”“见缝插针”，这些词语背后都透露出各地公办学校在课后服务管理上用足了“绣花功夫”。

而在浙江金华，为了让学生“坐回”教室，主要在四个方面加强了管理：一是服务时间贴近实际。针对不同需求，鼓励各校托管时间不早于当地机关、企事业下班时间。二是项目实施规范有序。按照“家长申请、班级初审、学校核准、统筹安排”的步骤统一组织实施，并出台“七个严禁”规范托管服务运行。三是托管服务便捷高效。建设中小学（幼儿园）网上报名平台，变“家长跑”为“数据跑”。四是在校安全强化保障。

事实证明，有付出就会有回报。2020年秋季学期，金华市共302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托管费用，从校外辅导机构“回流”学生达11万余人，占参与托管服务学生的34.8%。

有目光聚焦宏观层面的。郑州要求各县（市、区）建立政府牵头、部门联动的课后服务工作机制，加强对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把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纳入中小学校考评体系。

而厦门则将目光投向了“互联网+管理”。2019年3月，厦门课后延时服务平台——“i厦门”正式上线，实现学生家长在线申请、自动统计、自动编班、离校告知等管理功能，大大提高了课后延时服务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课后服务管理，一些地方以效率换来力度，以精细换来空间。

经验如何总结推广？

多地教育部门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但如何把在管理方面的努力，提炼总结为经验乃至政策？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提出，改进课后服务制度，必须健全课后服务过程管理制度，严格实行课后服务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跟踪管理，形成课后服务从申请审核到过程监督、再到成效评估的完整管理规则。

回答怎么管的问题时，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校长谢学宁提出了两点，一是正本清源，厘清学校与培训机构的责权和边界；二是加强管理，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具体来看，要求学校抓大，机构抓细。

坦率地说，完善的绝不仅仅是课后服务过程管理，课后服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学生、教师等多元主体，涉及政府教育管理权、学校办学自主权、教师休息权、家长监护权和劳动服务取酬权等，涉及相关利益主体的互动与博弈。

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金佩庆特别提醒，除了给予教师适当的补助，还要妥善解决好教师自己子女的接送、家里老人照顾等问题。

看得出来，各方的互动博弈是改革的关键，而这似乎还需要一个过程。

程斯辉认为，课后服务制度的健全与改进是全方位的，需要厘清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的责任界限，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发挥整体联动效应，保障课后服务的有序进行。

可以肯定，只要不断改进和健全课后服务制度并认真地加以贯彻落实，我国出现的“三点半难题”就会有效化解。

（本报记者史望颖、熊杰也为本文提供素材 调查数据支持：中国教育报刊社融媒体移动传播中心、中国教育报总编室）

《中国教育报》2021年03月03日第3版 版名：新闻·要闻

作者：本报记者 禹跃昆 赖斯捷 蒋亦丰 程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