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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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分属不同体系，但国际教育的迅猛发展也让公校教育者们开始反思，该如何提高吸引力以留住生源。

从今年三月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5.37万人，增幅8.83%。

不止是留学生，国际学校数量增加也侧面反映国内家庭对国际教育需求的上升。据K12国际教育的资源聚合平台顶思发布的《2019年全国国际学校图谱与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全国（不含港澳台）新增60所国际学校，总数达到1168所。

“在公立教育尚未变得更好的时候，有些家庭选择离开这样一个体系，作为公校校长，我感到非常痛心。希望我们能够快点改变，让本国教育接近世界水平，能够让孩子待在自己国家和父母身边接受最优质的教育。”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近日在顶思RAISE大会上表示。

从2007年开始，王殿军担任清华附中校长，并在校内推进一些列教育改革，比如将大学先修课程引入高中阶段，用“综合素质发展积分系统”评估学生，以及采取集团化办学将教育资源辐射到薄弱学校等。尽管这些措施在本校获得反响，但这并不能代表公立教育整体变化。

在很多维度上，中国公立教育发展的确能被称之为“奇迹”。我国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确立普及义务教育制度后，到2000年正式完成目标共花费15年时间。“以最短时间实现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大学教育也实现了大众化，这些成就对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起点低的国家而言，实属难得。”但王殿军认为，从成果来看，我国教育水平还未赶上发达国家。“从我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与整体人口数量之比就能看出来。”

王殿军认为，公校在许多方面急需变革。在因材施教、能力培养，以及跨学科等方面，国际教育可以为公校变革提供思路。

公校往往从统一教学大纲和标准出发来设计课程，使得“因材施教”难以实现。相比之下，国际级学校尽管不允许使用境外教材，但在课程设置更为灵活。因采用小班制教学，国际学校师生比多在1：15左右，甚至更高，这使得因材施教的可实现性更强。

另外，公校往往因教学任务以知识点掌握为主，忽略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王殿军坦言：“‘以能力为中心’，通常只落实在口头上，或是校长汇报材料、局长们的讲话里，而没有融入教学评价体系中。”再加上公校评价学生的方式更依赖考试分数，学生很容易成为知识装载容器。“怎样用更丰富的维度来评价学生，引导健康教育，也是中国教育急需改变的地方。”王殿军说。

但公立教育想要完成变革仍需时间。我国各地区教育实践不一致，发展水平难以达到均衡，这些现实状况已经给顶层设计制造难度，落地实践则难上加难。

国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招生考试制度全面改革。2014年9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一纲领性的文件标志着改革实践的启动。

“但改革只迈出了非常小的一步，到现在，全国不到超过一半的省进行了高考改革，改革力度也很小。想让所有省都迈上一大步，还需要假以时日。”王殿军评价道。

当然，尽管理念可鉴，但国际学校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发展仅有十多年，其运营经验和教学实践还远谈不上成熟。“有一些早期的国际学校完全忽略了自己是在中国，中文学习与其它第二外语之间并无区别。”在王殿军看来，国内的国际教育虽然从西方引进，但如何做好本土化是一个难题。

政策因素也给国际教育的发展带来不确定，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存在就遭到质疑。质疑声认为，虽然学校有办学自主权，但国际部也会挤占公有资源。“教育界对此看法也不一致，有些地方已要求公立学校剥离国际部。”王殿军评价道。

对国际学校而言，经营层面的办学红线，以及招生和教材使用的政策为其发展限定范围。这也使得无论其规模发展多迅猛，依旧无法“独自美丽”。而从国际学校生存的大背景来看，王殿军认为，如果无法推动本国教育向前，国际学校发展再快也不能称完成了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