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才是最大的教育公平

　　近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陶西平写的《提高质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题》一文。文章指出，教育公平已经从入学机会的公平转化为接受保证质量教育的机会的公平。因此，在义务教育已经全面普及以后，提高教育质量就成为义务教育的主题，均衡发展的实质就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去年下半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李涛在中青报连载了系列田野调查文章。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作者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最为偏远的山区云乡为范本，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展现了底层乡村的教育状况，引发了强烈反响。

　　在李涛揭露的乡村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中，新“读书无用论”的泛滥无疑令人最为痛心。调查结果显示：四成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且贫困农户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度最高。更诡异的是，在子女已完成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完成教育阶段较高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性的认同度占比反而较高。

　　新“读书无用论”除了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的日益多元化，人们不再只依靠读书“跳农门”相关之外，关键还是在于乡村教育的低效无用。如果升学无望，与其浪费时间搞那些派不上用场的应试知识，还不如掌握日常读写计算之后就外出打工，说不定还能赚到“第一桶金”。

　　事实上，这种情况绝不仅仅出现在底层乡校，许多打工子弟学校也同样如是。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李淼在北京郊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地调查，发现在打工子弟学校混乱无序的氛围中，大部分学生早早地放弃了学业，只是将学校视为交朋会友、逃避家长责备的容身之处，或者索性“愤然出走”。

　　诚如陶西平所言，全面普及义务教育成果来之不易，如果不努力提高质量，就难以真正巩固。其实，不要说巩固，恐怕连普及都会返潮。办高质量的教育一直是共识，关键在于如何衡量定性教育质量。从理论上讲，这个标准应该很清晰，那就是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但在应试盛行的当下，现实中却不乏有人将之视为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如果将教育质量窄化为分数，生源较好的学校固然会拼得“你死我活”，对于那些底层乡校和打工子弟学校，那更是死路一条。

　　因此，如何回归教育的本原，办适宜学生的教育，无疑是提高质量的核心所系。在这方面，陶行知在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以教育救农村”的探索尝试，或许不无启迪意义。

　　具体而言，陶行知把乡村教育作为“改进社会最重要之事业”，把乡村学校视作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把乡村教师看成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反对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和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传统教学模式，倡导生活教育、科学教育（实现农民的科学化、农业的科学化、农村事业的科学化），把农村教育与提高农民素质、推广农业技术等结合起来，使教育服务于社会……一言以蔽之，不以升学考试为根本目的，重视乡村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这样的理念不正是当下乡村教育改革值得借鉴的方向吗？

　　不可否认，当前农村基础教育把升学作为指挥棒依然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将乡村教育严重窄化为升学的做法，一方面让学生中间少数的优秀分子获得离开乡村的能力，“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使乡村更加落后凋敝。另一方面，教育内容严重脱离农村生活实际，“教师死教，学生死学”，导致乡村教育低效甚至无效。

　　倘若我们能像陶行知那样，赋予乡村教育更为丰富多样的社会改造功用，把乡村教育的目的定位于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以解决农村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用心寻求乡村教育与改造乡土中国的结合，因地制宜地开展一些富有乡土特色的教育教学活动，乡村教育就可能焕发生机。而乡村教育勃兴之日，便是教育公平实现之时。

　　（作者胡欣红，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121次入选“锐评”栏目。此为蒲公英评论网站首发作品，转载请务必标注来源，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