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奖对中药学发展的启示

屠呦呦成为中国科学家因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第一人，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面对记者提问，她强调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2015年10月7日光明日报

　　2011年，81岁的中国药理学家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却与临近的诺奖擦肩而过，令人遗憾了许久。如今，这位85岁的中国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举国同贺的特大喜讯。

　　可以说，她和她所在的科研团队，为中国科学家挣得了巨大的国际荣誉，为中国传统医药学挣得了巨大的国际荣誉，也为全体中国人长足了精神。她是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尊敬和骄傲的医药科学家。

　　如果说莫言获得诺奖主要是源于他个人的文学创作才华，那么屠呦呦获得诺奖则主要是因为她在发现青蒿素的团队研究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比较而言，莫言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的个人因素，其成功因素相对单一;而屠呦呦最终取得成就，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个人的发现、课题组的协作等因素，其成功因素相对复杂。笔者认为，离开文学谈莫言获诺奖意义不大;同样，离开中药学谈屠呦呦获得诺奖意义也不大。

　　因此，面对屠呦呦获诺奖，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做出反思和深入思考。从国家支持、团队协作、课题组长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等角度说，我们需要对中药学基础实验科学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肯定和建设性反思;从发展传统中药学的角度说，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传统中药学走向现代实验科学之路的重大问题。

　　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反思包括中药学等在内的基础实验科学研究的运行体制及其成果评价方式，另一方面我们要着重思考传统中药学怎样走向实验科学的问题。

　　对于更多的从事中药学研究的人来说，既要坚持研究和创新我国传统的中药学理论，也要坚持开创让传统中药学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并克服系列困难，心怀重建中药学的梦想，共同创建现代中药学新体系。既要尊重中药理论，也要坚持创新，这是一个时代难题，这是一个需要我国中药学界众多科研人员长期团结、协作、努力才有可能完成的时代大课题。

　　我国的中药学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民族文化哲学基础和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诊断治疗体系。但是，面对现代药学的科学化和精细化，中药学的发展遇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譬如，我们对中药药效的发现主要靠经验积累，而不是靠科学实验研究，具体到某一味药的成分以及具体的药效作用，往往难以具体分析、量化与确认，等等。

　　由此而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中药学，缺乏现代人体解剖、现代病理分析和现代临床实验研究的科学基础，其理论核心和指导思想是以阴阳、脏象等为主的民族化的古典辩证哲学，还包括中药特有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补泻归经及其配伍禁忌等理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学，其优势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整体调节以及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但在发展中遇到了中药基础实验研究、学术体系构建、深化发展、走向世界等等方面的困难。

　　实验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基础。现代实验科学是由理论、实验和技术三个子系统组成的体系。中药学的发展虽然离不开中药学自身已有的理论成果，因为离开了就不是中药学。譬如，中药学的体系建设已经形成自己的基础，具体体现在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和中药制剂学等五门专业课程上。但是，要促进中药学的发展，确实还需要实验科学做发展的手段。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把现代医药学称为分析时代的科学。屠呦呦获奖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说：“中医的发展一定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这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有资料表明，20世纪30年代，我国科学家首先从国产麻黄草中提取出纯净的生物碱即麻黄素。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发现具有明确药理作用的天然化合物。麻黄素作为一种“拟肾上腺素”类药用物质被载入欧美各国药典。可以说，麻黄素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应用，是我国药学研究人员对世界医药事业做出的一大贡献。

　　以屠呦呦为课题组长的研究团队发现、成功提取青蒿素，并使之药品化，拯救了世界范围数百万患者的生命。这项重大成果，无疑和我国科学家研究与发现麻黄素及其化学结构和药理作用一样，是中药学在不同时代走向科学分析的范例。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所说的那样，“屠教授的工作是用科学方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并走向世界最辉煌的范例。”

　　今天的中药学已经走到了需要以实验研究科学为基础的系统工程的大门口，需要走进科学分析的时代。譬如，我们对中药的栽培、采收、养殖、化验、加工炮制、制剂、成分、药理分析、疗效确认等等系列工作，都需要借助科学化、标准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等手段，需要加大在中药基础实验研究与产业化方面的投入，需要以团队方式研究解决中药学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难题，需要让经验理论走向现代科学理论，以此确立现代中药学的课程体系、学术模式、学术体系和应有的国际地位，让中药文化走向世界和未来。(马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