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自己是搞文学的,爱幻想,他说一个男人应该对自己发过的誓言负责——
童庆炳:一个老师的荣光
2015年5月20日,童庆炳以“如何做一个好老师”为题,为北师大文学院师生讲课。年近8旬的童庆炳全程坚持不坐,站立两个小时。课后,在夕阳余晖下,童庆炳(中)微微扶腰而去。对当时的很多人而言,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童庆炳讲课。 周云磊 摄
2015年6月18日上午9点,北京八宝山公墓的追悼大厅里,会场已布置妥当,黄白两色素菊朴净,黑白挽联庄严肃穆。
从某种意义上,这是童庆炳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课。一个远在英国的学子将这堂课称作“生命的意义与升华”。童庆炳的许多学生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身穿素衣,戴起白花,在烈日下排起百米来长的队伍。
作家余华来了。27年前的“作家班”让他和童先生结下一场久远的师生之谊。此后,他每年都要拜访童先生,小坐叙情,彼此相交更像朋友。他感念老师思想上的宽容、学风上的严格,直呼老师走得突然。
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也来到灵堂,他走到老师的遗体前,鞠了三躬,和家属一一握手,嘱咐节哀。
对很多人来说,童庆炳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是谁,又怎会赢得这样的尊重?
童庆炳是中国文艺学理论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他在专业上建树卓越,同时教泽深远,不仅在北师大执掌教鞭50余年,还指导过许多作家,包括莫言、苏童、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有人说,如果把这个名单一一列出来,几乎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
我不是童老师的入门弟子,但与童老师接触的点滴教益,已足让我享用一生。
2015年6月14日,素爱登山的童庆炳来到距家100多公里的金山岭长城,登高望远。那天碧空万里,白云悠悠,古长城蜿蜒曲折,童庆炳亲自拍下这幅照片。此后不久,童庆炳心脏病发,于当晚不幸辞世。
每逢开学季,总有人问今年是不是童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有没有讲手握青苹果的故事?
2001年,我进入文学院的课堂。第一次听童老师讲课,充满了偶然。记得学校要临时给童老师录一段几分钟的讲课视频,系里安排我们几位充任一下听课的同学甲乙丙,于是班长拉我们到一间教室。由于来得匆忙,我也没带个笔记本、圆珠笔这类的“道具”,还坐在第一排的显眼位置上。别的同学都翻出来本子准备记笔记,摄像师看不下去了,就说你坐在第一排位置,怎么也要拿个本本。
摄像师刚说完,讲台上的童老师就伸手递给我一个黑色的笔记本,还有一只圆珠笔,轻声说:“我这里有,你就用我的。”我打开一看,是童老师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了许多小字,整齐而有序。我赶忙翻到后面空白的一页,匆匆进入听课状态。
如今,十几年过去,笔记本上写了什么字早已忘却,只记得用老师的笔,写在老师的本本上,一笔一画都写得比平时认真。尤为印象深刻的是,童老师生于1936年,那时只有60多岁,风采不凡,用个时下的词来说就是特别有“范儿”。他穿着打扮一丝不苟,讲课中气十足,条分缕析,透着一股爽利劲儿。
后来的专业学习中,我们一级的同学有幸听过王一川、李春青、季广茂、陈太胜等多位老师的课,他们都是童老师的学生,讲课个性鲜明,精彩纷呈。
文学院有邀请先生们在开学典礼与同学们讲一讲的传统。我们入学那年是90岁高龄的启功先生亲自出山。等我工作的时候,启功先生驾鹤西去,这个光荣的责任便落到更年轻一些的先生们身上。
童老师成了开学典礼上的常客。他每年的发言,精彩各有不同,但有一个故事似乎每次都离不开,那就是“手握青苹果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在沙漠中冒险,却迷了路,丢失了一切保障品,只剩下口袋中不知怎么放进去的青苹果。他手握青苹果,靠信念终于走了出去。故事里,青苹果就是“理想信念”,让人有勇气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走向光明。
后来,许多学生毕了业,走出校园。每逢开学季,总有人问今年是不是童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有没有讲手握青苹果的故事?这一段典故,成为文学院同学们共同的回忆,似乎故事本身也成了许多同学手中那个青苹果。
“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学生取得荣誉的时候,退到身后。”
童老师喜欢文学创作,不仅亲力亲为写作长篇小说、散文,也鼓励同学创作,为了提供作品交流的平台,前几年他还自任社长兼主编,编辑了一本《脉动》杂志。如此举动,大约只有“情怀”二字才能解释吧。
2014年,年近八旬的童老师在病后坚持独自远行,到万里之外的南非好望角旅游。北京到好望角,要坐十多个小时的飞机,还要中途转机。童老师不为别的,只因为年轻时学过好望角的文章,要满足去看一看的心愿。
这不是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更值得珍视的人生情怀。
最后一次听童老师讲课,是在今年的5月20号,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一天,童老师为文学院师生讲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课,题目是“如何做一个好老师”。
讲台上,他说自己是搞文学的,爱幻想。
他说一个男人应该对自己发过的誓言负责。
有后学称呼他是“文坛教父”,他解释说教父不是黑社会老大,而应该这么理解,“我是教师,又是他们的父辈”。
童老师学生遍布天下,他细数自己培养的几十位博士生,说如今很多昔日的学生已经是教授、著名学者、各个岗位上的领导,但自己教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是贪污犯,没有一个是孬种,他们都是好样的!
这是一个好老师真正的自豪,我们都清晰地感受到了。
一个老师的荣光正是来自于培养了超越自己的学生。在学生眼中,童老师是一个真正的师者,授业解惑,更传道。在莫言受聘担任文学院教授的典礼上,讲到童老师时,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的莫言有感而发:“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学生取得荣誉的时候,退到身后。”
这话看似普通,但道出了一种极难的境界。
那次讲课,我很荣幸担任会场的主持,学院的领导示意我请童老师坐着讲,我上讲台,把椅子推在童老师身后,但把讲课视为节日的童老师是不会坐的。
童老师坚持站着讲了将近两个小时,大家在心疼童老师的同时,也在为童老师身体健康而高兴。
讲完课,我们送童老师回家。当天风很大,北京没有雾霾,夕阳下,童老师的背影清瘦,站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他,左手微扶着腰,在夕阳的光瀑之中,往家里走去。一位教师,上完课在太阳的光晕中回家,或许有一丝疲惫,但更多的应是一份成就感吧。
阳光中的这一幕,让我觉得特别温暖,我忙拿起手机拍了下来,让它永远在我心中定格。
“同是师大一脉,俱为性情中人”,是文学院流传久远的一句话。一个学院的性情本色,离不开老师。
上个周末,同样没有雾霾,新闻里说,北京的能见度达到了这颗星球上的极限——100公里,这样的天气对北京而言像是过节一样。
许多人都知道童老师喜欢爬山,可能是好天气促使童老师远行去长城吧。童老师当天兴致很高,远赴金山岭长城,寻找最美的景色,没想到不幸突然降临。
在北京最好的天气里,伴着阳光、蓝天、白云,童老师走了。
长城之上,一个真正的好汉,一个真正的老师,长眠于此。
《论语》中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童老师仁、智、乐俱全,唯独“寿”字,现在令人觉得有一点缺憾。不久前,他还在和学生谈话中提过:“我看我这身体,至少还能再活五岁吧。”上苍不开眼,短短五年的时间,都不愿留给童老师。
陶渊明诗中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是诗人的潇洒情怀,童老师肯定也达观若此。遽然长逝,却让未曾有心理准备的生者怎么也道不尽内心的哀思。
童老师在2004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一惯看淡荣誉的他,出乎意料地说自己最看重这个颁给“老师”的奖。
“同是师大一脉,俱为性情中人”,是文学院流传久远的一句话。一个学院的性情本色,离不开老师。
童老师去世之后,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吕黎老师在给本科生上课时,难掩心中悲痛,对学生说:“我今天不想讲杰姆逊了,我们讲讲童老师。”
一位2014年刚刚毕业、在中学做语文教师的院友,得知消息后,在课堂上和他的学生们讲童老师手握青苹果的故事,不觉哽咽。
我想在场的中学生未必认识童老师,但他们一定可以记得住老师在提到自己老师时候的泪水。
遇到一个真性情的好老师,生活中总会充满阳光。大好天气之后,这周,北京的雾霾又回来了,雾霾遮挡下,阳光不再明媚。
雾霾总有消散的那一天,阳光会重新灿烂,而我们敬爱的童老师,却再也回不来了。(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实习生陈少远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教育报》2015年6月19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