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 媳妇 丈夫

题目：婆婆 媳妇 丈夫

——焦刘悲剧探析

          [内容摘要]：高中教材几乎一律说焦刘的悲剧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专制迫害所致，归结于社会悲剧，但笔者认为他们的婚姻悲剧与他们各自的性格有着更大的关涉。焦母固执、强势、刘兰芝刚烈、倔强和焦仲卿懦弱、无能的性格冲突，任何时候，有对抗无沟通的矛盾都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关键词]家庭矛盾 婆婆 媳妇 丈夫 性格

婆婆、媳妇、丈夫——这一命题困扰了人们几千年，时至今日，似乎仍无一简便公式可解，其难度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中国古代因婆媳关系不和酿成悲剧的也不在少数。陆游与唐琬的《钗头凤》，便是这样一曲千古绝唱，焦仲卿、刘兰芝的悲剧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猜想”的无解。而高中教材几乎一律说焦刘的悲剧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专制迫害所致，侧重于从社会角度去探讨，归结于社会悲剧，并归纳其中的悲剧意义。但笔者认为他们的婚姻悲剧与他们各自的性格有着更大的关涉。焦母固执、强势，焦仲卿懦弱、无能，刘兰芝刚烈、倔强以及她那种追求个性解放、自由的叛逆性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个人”和“自由”缺失的时代，最终导致了刘兰芝个人的反抗在“伦理本位”的社会面前注定以失败告终。刘兰芝的性格悲剧所揭示出来的社会意义，正在于社会发展的滞后对新生事物的桎梏甚至扼杀。

刘兰芝的遭遇固然令人同情，但是其刚烈、倔强的性格使其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在处理婆媳关系、兄妹关系乃至夫妻关系上，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下面笔者就所想到的几点一一列出，以待方家指正：

其一在婆媳关系上“两强相争，必然两败俱伤”。刘兰芝是一个刚烈、倔强、性格果敢的女子，焦母也是一位个性刚强的人，两强相遇，如都针锋相对，必然一山难容二虎，冲突就在所难免。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评价，总是与自己对生活、对他人的满意程度、愉快体验密切相关，总是自我鲜明的感情好恶的。所以，发泄不满情绪很容易找到道德评价方面的“借口”。在今天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同样常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在年轻的媳妇看来，自己的言行并未失礼，并未越规，对婆婆指责往往感到很委屈；而在年老的婆婆看来，媳妇对自己却是缺乏尊重，言行甚至有“偭规矩”之处，因而感到难以容忍，结果是“婆说婆理，媳说媳理”，家庭矛盾也由此而产生。刘兰芝是“心中常苦悲”，婆婆则是“吾意久怀忿”，可见婆媳之间的感情裂痕是在生活中不断累积起来的，有误解、有埋怨，不愉快的感情体验占据主流。在这样的情感支配下，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沟通交流，缺乏体谅、宽容，误解、埋怨就会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坏，互相的满意度会越来越低，以致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家庭冲突必然爆发。因此，与其说是礼教制造了刘兰芝的悲剧，还不如说是家庭人际关系的摩擦、矛盾双方“宁折不弯”的强势性格冲突才是造成悲剧的根源所在。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寡妇，性格如不刚硬强势，焦母能将一对子女抚养成人，而且把焦仲卿培养成官府里的一名小吏？她多年来所受的艰辛与苦楚非常人所能理解。也可以想象，焦母对子女必定是很严厉的，脾气很大，不然不会动不动“槌床便大怒”、“阿母怒不止”。焦母在家庭矛盾中一意孤行、固执己见，与儿子缺少协商尊重，甚至根本不考虑儿子的意见，为满足自己的生活诉求，表现出家长的绝对权威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婆媳之间毕竟年龄差距很大，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理念，有他们的兴趣爱好，然而对上了年纪的婆婆来说，因为看不惯，又因为是长辈，硬要“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强加给年轻的媳妇，如果稍有违拗，那就是“无礼节”,“自专由”，就得“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结果仲卿夫妇双亡，只留下孤老的焦母——老年丧子，她是最苦的一位，因此也是悲剧人物，而不是悲剧的制造者，逝者毕竟往矣。对于她，结尾“寡妇起彷徨”一语可能也多少带有隐指、批评的意思。

面对老年人常有的固执，刘兰芝针尖对麦芒、“奉陪到底”的强势使事情彻底失控了，而她本人和焦仲卿又没能力使处于崩盘的局势山回路转。 “三日断五匹”确实很能干，“夜夜不得息”固然很辛苦，但就连刘兰芝自己也没说她能“勤心养公姥”，可见她可能未尽为媳之孝道。儿子不在身边，儿媳“无礼节”、“自专由”，当然使焦母倍增凄凉之情。但仅是“吾意久怀忿”，强忍着不满和痛苦，她称兰芝无礼节、自专由不应看作是撒谎：兰芝说“十六诵诗书”，她母亲称她“十六知礼议”，十七便嫁作仲卿妻了，礼仪学习明显偏迟，她对焦母未必做到了“孝曰无违”。而这是封建家庭关系的铁律，子女的一言一行都得服从家长的意志，不能违逆。但按刘兰芝的性格，两人之间产生矛盾冲突是必然的，她也决不会委曲求全“下心意”地听从性格同样刚硬强势的焦母的颐指气使，要做到“无违”怕很难，“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从她临别辞言仍语含讥讽，焦母就可看出这媳妇是要“顽抗到底、死不悔改”了，所以她也是“怒不止”。由此也可推测：兰芝素日对焦母恐也缺乏足够尊敬，最少“昏定晨省”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兰芝进入焦家后，焦母兰芝从心理、生活上都没有完成调整，婆媳的冲突就是调整中的必然现象，只是调整失败，滑向另一个极端罢了。

婆媳双方“宁折不弯”“绝不妥协”的强势性格冲突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其二在兄妹关系上，刘兰芝的倔强、遇到问题采用对抗这种极端方式去解决的缺点，在刘兄逼嫁一节表现得尤为突出。刘母在其刚回家后先“大拊掌”，但“大悲催”之后便唯女言是听了：“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自始至终竟无一言责备，难道她就相信女儿一点点错都没有？刘母的无主见、娇惯和放纵是培育兰芝反抗性格的温床，“岂敢”也是兰芝昔作女儿时养成的习惯，那么兰芝的“任专”无疑在娘家就已形成，她和焦母的争执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焦母称“此妇无礼节”也不是一点依据没有，岂不知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于刘兄逼嫁，恩格斯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行政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太守家来提亲，无疑给兰芝娘家提供攀权附贵的好机会，刘兄有此想法很正常，听到妹妹拒婚，“怅然心中烦”：“作计何不量！…否泰如天地，…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哥哥的责备、不理解，她没有哀求没有眼泪，也没有请母亲从中转圜，按常理，她最少要向哥哥解释自己的想法、苦衷以及与焦仲卿的约定，以求得哥哥的理解同情——兄妹间何话不可说，但极端倔强的刘兰芝一句解释没有一句软话不说，没有也不可能屈服，更不会俯首贴耳听凭摆布，她“仰头相向答”“登即相许和”；最后面对焦仲卿“卿当日胜贵”的指责，她也不作任何解释，张口就是“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说好一起死不许反悔啊！

遇事不讲策略不能理性运筹，一味兵来将挡、狭路相逢就一定能“勇者胜”吗？

其三在夫妻关系上，刘兰芝强势倔强的性格在处理此事时有失偏颇。刘兰芝主动求遣的原因，除与焦母有矛盾外，可能还与她对这桩婚姻已经不满有很大的关系。仔细品味刘兰芝的话——“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守空房，相见常日稀”，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她对焦仲卿并不客气，甚至还有埋怨。再看焦仲卿对母亲说的话：“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仲卿是一个老实人，不善于表达，只会把对妻子的爱深藏于心底。那样的时代和社会，能有那样一位情专意痴的丈夫也实在应该感到庆幸。仲卿的性格虽然不如兰芝坚强，但他感情执着，始终站在兰芝一边。他对兰芝的爱情是坚定不移的的。但是，刘兰芝对焦仲卿的做法似乎很不满意。即便在焦仲卿毅然拒娶“窈窕艳城郭”的“东家贤女”，矢誓“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并真挚盟誓“誓天不相负！”“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劝慰妻子“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后，刘兰芝也并没有因此而感动，反斥责仲卿“勿复重纷纭！”——还罗嗦什么！

面对与焦母的矛盾，刘兰芝不是和深爱她的丈夫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策略，设法缓和矛盾，而是一味地给丈夫施加压力。其实，夫妻间的恩爱并不完全体现在平时的花前月下风和日丽中，关键是在危难时刻的共面时艰、旅进旅退。而刘兰芝做事率性而为，缺乏理性，尤其不该自请遣归，说些什么“君家妇难为”“及时相遣归”等于事无补的话，这种以退为进、甚至是咄咄逼人的含有威胁的强势做法，这无疑是在向丈夫摊牌，也是向焦母宣战，使矛盾白热化，家庭关系最忌讳的就是撕破脸。既激化了矛盾，也使深爱她的丈夫缺少回环周旋的余地，还把两人的夫妻关系推到了危险的地步，等于将焦仲卿推上一个两难处境，类似于人们常说的一个关于“妻子与母亲同时落水先救谁”的命题。如果她不主动求遣，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最后，刘兰芝倔强刚强的外表下，对事物缺乏理性成熟的思考与判断。客观地说，面对母亲的逼迫，当时焦仲卿只能作出让刘兰芝暂时回娘家，等自己做通母亲的工作后再接她回去的决定。这种等矛盾缓和后再解决的方法其实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刘如能换位思考，多体他人之意，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了：想想焦母独抚子女的不易、无人言说的生活的艰辛与悲楚，焦仲卿作为独子面对寡母的心态；再说了做晚辈的对长辈多些顺从忍让甚至是骂不还口难道是耻辱吗？难道对长辈定要以牙还牙？——又不是敌我矛盾；退一万步说，若真爱丈夫，为爱 “下点心意”又如何？回到娘家后，稍一受挫，就违背了当初和仲卿定下的约定——她不仅要嫁人，还说了“渠会永无缘”等让仲卿伤心欲绝的话。再看后来，当仲卿表示要“吾独向黄泉”时，她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和仲卿相约赴死。试想，当时如果她能劝劝仲卿，或者干脆抗婚，与母亲哥哥多沟通，以求得理解，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呢？当初考虑就欠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刘兰芝没有通盘考虑，没有处理好后续问题。自请遣归后，下一步怎么办？一是怎样处理自己和焦仲卿的感情问题，二是如何处理自己和娘家人的关系。刘兰芝一回到娘家，很快意识到自己陷于更大的困境之中，面临的问题更难处理了。既然自请遣归，那就应该做得更决绝些，斩断和焦仲卿的感情联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最终导致“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悲剧的产生、焦仲卿的死，刘兰芝应负一定的责任，这既与其性格有关，也可能与她“十六诵诗书”方才“知礼仪”便于“十七为君妇”有关。

另一方面，焦仲卿的性格也是此悲剧成因之一。焦仲卿是个性格忠厚、软弱但又没有多少能力的人。这可能是由幼小失怙、所受的教养和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他不善于调解婆媳矛盾，听了刘兰芝满腔委屈的叙述，马上就对母亲说“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既然刘“无偏斜”，那言下之意不就是责备“母亲你不对”吗？还威胁说“黄泉共为友”。这些话，都是焦母所最不能忍受的。试想想，一个寡母，尤其封建社会，冷风凄雨多少梧桐叶落三更雨，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现在儿子却向着妻子，指责自己的母亲，甚至还以死相威胁，做母亲心中是一种什么感受呢？从诗中看焦仲卿是焦家的唯一的儿子，焦家的香火要靠这个他来承传，现在这个儿子居然说出“终老不复取”的话来，这不是向母亲赤裸裸的威胁是什么？这对缓解婆媳矛盾除了火上浇油外，还能有何益处呢？所以焦仲卿刚说完，焦母立即“槌床便大怒”。他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于是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让刘兰芝暂回家。他虽然很爱兰芝，但又要求得对焦母的“孝道”，所以总希望能以委曲求全来缓解焦母与兰芝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向焦母“长跪”请求不要驱遣兰芝，但遭到焦母“槌床便大怒”、“会不相从许”的情况下，他一再安慰兰芝放“下心意”“暂还家”，而不敢作进一步的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悲剧的形成。

在爱与孝的矛盾上，正是需要他坚决果断拿出解决方法时，他却“哽咽不能语”，显得很无能——眼泪绝不是男人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除了刘备。兰芝之所以物留作遗施，称“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还是存有幻想，希望焦仲卿能够为自己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是软弱无能的焦仲卿妻爱难舍，母命亦难违，无法排除刘兰芝悲苦的根源，因此，所谓的“还必相迎取”只能是一句空谈，他只不过是走一步看一步罢了，也许冷处理是他唯一的良策。临别时，刘兰芝叮嘱他：“不久望君来。”可是他“黄鹤一去不复返“，直到刘兰芝要再嫁了，才匆匆赶来，见面不问青红皂白，就气急败坏地指责、挖苦、讽刺。兰芝受到逼婚之困时，这时最需要的是依靠是主心骨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作为男人，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冷静理性和担当——了解真相、策略应对，刘只得到他“贺卿得高迁”的讽刺和“吾独向黄泉”的无能逃避——说不定也仅是气话、威胁，说说而已，但不幸遇到了刘兰芝这个刚强较真的人。就在二人“生人作死别”之后，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挽救的措施，或设法去做改变命运的哪怕是最后一点点尝试——最后一次尝试做做焦母、刘兄的工作如何？事已如此，就算再失败又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而他仅仅是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自己的母亲，这除了增加母亲的痛楚或再被看做威胁外，有何意义呢；兰芝死后，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也许是考虑到母亲将老无所依），然后“自挂东南枝“——以死解脱，活脱脱地勾画出了他怯弱无能的面貌。无论是仲卿的“守节情不移”，还是“贺卿得高迁”，抑或“自挂东南枝”都体现了他性格的软弱、无能和爱的无奈。焦仲卿既不是惧内风下的好好丈夫，也不是举案齐眉的温柔鸾俦，更不是具有大丈夫品格的伟男子，只是位忠厚、软弱但又没有多少能力的小差吏，他既没有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爱的幸福，也不能成为那个时代应该成为的妻子生活的领路人，更没有给他妻子以足够踏实的依靠。

所以说，焦母固执、强势、刘兰芝刚烈、倔强和焦仲卿懦弱、无能的性格冲突，任何时候，有对抗无沟通的矛盾都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再加上刘兰芝潜意识中追求个性解放、自由的叛逆性格，在特定的时代生活和社会历史环境中导致了悲剧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