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教育的困境

　　近日一则《中国顶尖大学“使命错位”？》的网帖受到社会热议。文章认为，过于强调就业前景偏离了高等教育的重心，也给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中国顶尖大学造成巨大压力。笔者不想就事论事，联系到“姚班”10年来的精英教育探索（详见3月2日本版），想重点讨论一下新常态下中国精英教育的问题。

　　其实上述网帖中强调的顶尖大学应以“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为目标，说的就是精英教育。这和我们常说的顶尖大学应定位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笔者认为中国顶尖大学的使命就是搞好精英教育，“错位”之说言重了，比较恰当的是“不到位”。

　　在强调“教育公平”的语境下，讨论精英教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阶段。但社会的精英教育阶段与大学的精英教育，实际上是两回事。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大学的教育并非精英教育。比如清华，一段时间的定位就是“工程师的摇篮”。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顶尖大学缺乏精英教育的成熟经验，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我们还要搞精英教育呢？这其实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要求。随着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让更多的中国人成为未来社会的领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对我们的要求。“985工程”“2011计划”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无论中外，精英教育都是一个“烧钱”的差事，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源支持。缺钱，也是世界上所有一流大学的常态。国外一流大学校长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争取资源。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卡斯帕尔曾开玩笑说，他一年有很大一部分都在和别人握手。在中国，如果名校校长和官员、企业家靠得太近，就会招来很多非议。这便是中外文化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即使中国的校长也整天和人握手，也未必能筹来那么多钱。

　　笔者理解网帖作者的本意，是希望国家更加重视精英教育。特别是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给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剥离与其宗旨不符的附属功能。这当然是十分正确的。但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中国顶尖大学也会碰到现实的无奈。中南一所大学校长就曾坦言，学校一年网络成人教育的收入，已远远超过了国家的985专项经费。如果中国顶尖大学也和国外一样，全球遴选大师，保持很小的规模，不涉足经营相关活动，所缺的经费从何而来呢？

　　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顶尖大学都在进行精英教育的相关探索，国家和大学也给予这些试点项目相应的政策支持。社会关心的经费问题、行政化问题等，在这些试点项目里都得到了较好解决。相比较而言，笔者更为关心的是其培养模式。

　　“宽口径、厚基础、重交叉”的培养模式，“小班化讨论”的教学形式，是美国一流大学精英教育较为成熟的经验。在清华“姚班”和其他一些试点学院里，我们也能发现它的影子。从目前的试点效果看，确实也很不错。培养学生对于研究的真正兴趣、独立判断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是精英教育的重点。如果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同样会受到就业影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有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这或许意味着，要么是我们的培养目标没有落实，要么是培养模式不接地气。笔者最为担心的是后者。

　　围绕中国精英教育的模式问题，其实民国时期就有过激烈的争论。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土货校长”张伯苓的教育思想，那时候的南开大学，毕业生适销对路，也出了不少大师。（储召生）

    《中国教育报》2015年3月9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