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民意”对教育决策的影响

　　据悉，涿鹿县当地官方发布消息称，县委县政府重视教育工作，充分尊重民意，经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全面停止全县中小学“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

　　坚持“三疑三探”的课改局长辞职了。显然，这一结果正是那些“不满家长”想要的。在这里，我无法对这一教学模式的优劣做出科学评判，也不想探讨郝局长的一腔热血如何就变成了课改剧情里的狗血。我想说的是，应该警惕这种“顺应民意”的处理方式。因为在这件事上，完全看不出教科局任何有意义的态度，其唯一的裁决依据便是“充分尊重民意”，这也难怪局长即使辞职也要发出鸣声。

　　中国历来是注重民意的。在古时，凡遇诉讼，先不说证据，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足以将嫌疑人推向死地。而所谓民愤，便是无数群众，身份不一，面目不清，却一样是愤怒的表情，暴力的呐喊，一片汪洋，吐口唾沫就淹死人还不用偿命。可见民愤力量之大。

　　但真理往往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民意有时候可能会成为多数人暴政的外壳。让苏格拉底去死，是当时大部分雅典人的“民意”；让犹太人消亡，是当时大部分德国人的“民意”。当民意取代法律成为审判标准，社会就会陷入新的混乱。

　　在涿鹿县终结课改这件事上，最终裁决依凭的也是“民意”，是少数服从多数。这里也可能存在沉默的大多数，但相比于“孤军作战”的课改局长，发出声音的反对者成了大多数。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处理方式。且不说这样处理容易引起效尤，仅就教育主管部门来说，“充分尊重民意”，就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一旦民意挟持了结果，那么真正的大多数，那些沉默的人，他们的利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从而导致新一轮更严重的抵制。一个恶的“莫比乌斯环”正在形成。这样的效应在教育、医疗等很多领域，已见后果。一旦社会机构被民意劫持，那么就没有了公理、正义，甚至没有了真相，维护稳定则成为唯一的目的。民意最终沦落为暴政的工具。

　　民意当然可以表达，我也希望大多数人的意见能够对事件的发展产生影响。但那应该是通过合理的途径，一是要让民众敢于说话，不堵塞，不打压，二是广开言路，下情上达。有关部门在了解下情的基础上，有责任通过科学的测评，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论据，用事实和数字来论证某项措施的得失利弊，最后给出合理的建议。而不是借尊重民意来推卸责任，息事宁人。否则，一时的轻松和轻率，将可能造成不可控的严重后果。

　　我们习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很多时候，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如果能够认识到群体“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的特征，以及群体善于“以想象力改变现实”的偏狭（勒庞《乌合之众》），那么，对于民意，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一份警惕呢？

　　在涿鹿县课改这件事上，既然家长们如此反对，一定有其原因，教科局尊重民意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不能够成为终止课改的正当理由。对于一项正在实施的教学措施，是否结束，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应该有它合乎规则的程序。无论是继续课改还是终止课改，教育主管部门都应该态度明确，有所作为，而不是听凭群众振臂一呼，一个通告就仓促结束。

　　又据涿鹿县教科局文件，其中有“学校……必须尽最大努力满足家长需求”的字样。把满足家长需求作为学校选择教育方式的重要依据，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因为，这可能已经为学校以后的教育教学工作埋下了隐患。

　　（作者胡爱萍，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55次入选“锐评”栏目。此为蒲公英评论网站首发作品，转载请务必标注来源，违者必究。）